陆晋(右二)与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同学一起举办活动。受访者供图
马铭萱近照。受访者供图
瑞士位于欧洲中部,有“世界花园”“钟表王国”等美称。在高等教育领域,瑞士大学数量众多,其中苏黎世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等在欧洲及世界范围享有盛誉。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听听他们在瑞士的留学故事。
优质的教学资源
陆晋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学习金融工程。据陆晋介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共同组成了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是世界上著名的工学院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科学影响力。“其中,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卓越的科研平台,培养了不少各行业人才。我认为来此留学可以拓宽视野,享受高质量的学习环境。”
“瑞士的公立大学不仅教学质量高,学费也很便宜。”就读于苏黎世大学的马铭萱说,“以我所学的银行与金融专业为例,每学期学费折合人民币约5000元,比欧美高校便宜得多。”
“苏黎世大学世界排名靠前,项目课程安排扎实。在120个学分中,必修课、学术论文、选修课各有占比,我认为能学到很多东西。”马铭萱说,“硕士期间我印象很深的一门课是计量经济学和机器学习。这门课很有难度,每次我至少要花15小时完成作业。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常在睡觉前就让代码开始运行,然后伴着电脑的嗡鸣声入睡,醒来之后查看代码结果。付出终有回报,结课时教授提出给坚持下来的同学写申请攻读博士的推荐信。”
在陆晋看来,瑞士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留学生活省心。“瑞士治安总体良好,居民生活安定,对中国留学生友好欢迎。此外,瑞士民众很看重诚信。有一次我在一家文具店买明信片,结账时店员不记得明信片的价格,她便直接问我,我回答后就顺利结账。”
灵活的选课制度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课程设置很灵活。每个专业都设有大量的选修课,以便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提升。”陆晋说,“除了上金融必修课外,我还想学数据处理方面的知识,因此选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方向的课,拓展了个人技能。此外,在多样的选修课中可以认识各专业的同学,这有助于打开我的交际圈。”
马铭萱对此有同样体会,她说:“我的选修课学分约占总学分的一半,选课的自由度很高。此外,苏黎世大学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距离近,学生还可以跨学校选课,比如我曾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上过公共经济学课,所修学分在苏黎世大学也受认可。”
马铭萱说:“在苏黎世大学,经济与金融系常组织学术讲座与论坛,帮助我们了解前沿的学术研究。有一次讲座请来了八九位教授,每位教授在5分钟内快速介绍自己的研究项目。我觉得这种讲座形式新颖,短时间深入浅出的讲解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引发学习兴趣,而且我可以一次听到八、九个研究主题,收获满满。”
陆晋以金融工程专业为例介绍了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为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学生需要完成6个月的实习任务。学校许多教授在行业内有广泛的人脉,他们能向企业争取到不错的实习岗位。除此之外,学校还有强大的校友网络,他们毕业后就职于各大公司,有招聘需求时就会和学校联系。”陆晋说。
感受瑞士生活
利用课余时间,马铭萱游览了瑞士不少地方,深入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她说:“瑞士的湖泊星罗棋布,我曾去过卢塞恩湖,它位于瑞士中部,湖水清澈,湖岸线蜿蜒曲折,景色如画。苏黎世周边的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当地人喜欢在周末徒步,亲近自然。”
“瑞士盛产巧克力,种类丰富,包装精美,很适合作为节日礼物。”马铭萱说,她曾参观过当地的巧克力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很有意思,游客除了能了解巧克力的原料、生产历史、加工工艺外,还可以亲手制作巧克力,在上面绘制自己喜欢的图案,趣味横生。”
马铭萱对瑞士的圣诞节印象深刻,她说:“每年11月末,苏黎世的各大广场会举行圣诞集市,集市上的各个小商铺装饰精美,氛围感十足,供应热红酒、瑞士奶酪等美食。学校会组织‘神秘圣诞老人’活动,每名参与者准备好小礼物,交给活动‘小秘书’,等到圣诞节时‘小秘书’会随机向参与者发放礼物。由于大家在此之前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圣诞老人’,心怀好奇和期待。”
陆晋在上学期间加入了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中国学生协会,参加了不少校园活动。“学校在2022年3月举办了‘世界文化节’,各国家的学生社团有专属一天展现本国文化的机会。为了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准备了‘看字猜意义’的活动,向参与者展示象形文字,让其猜测其意义,答对者可以领取免费中餐小食一份。此外,我们还准备了水印书法字帖供参与者临摹,中外同学纷纷上前尝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陆晋说。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