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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穆平：俄罗斯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图书？******
中新社莫斯科12月26日电 题：俄罗斯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图书？
——专访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穆平
中新社记者 田冰
日前，由尚斯国际出版集团(下称“尚斯”)推出的《象形汉字》新书发布会在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举行。当日，尚斯在俄罗斯外文图书馆举行了俄文版《王蒙文集》、《朱永新教育文集》、何建明文集《上海表情》等图书的捐赠仪式。这只是尚斯在俄罗斯系列活动的一角。
作为一家以中国图书为主题的国际出版集团“当家人”，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穆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自己十余年来探索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市场的切身体会，以及对外出版如何走出国门的思考。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谈谈尚斯国际出版集团的成长经历。
穆平：尚斯在2010年正式成立。但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我们已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筹备成立。
尚斯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初创期。这期间，我对国外出版专业一无所知，几乎完全不知道出版所需巨大资金投入和销售收入的不确定性。凭一腔热情和坚信看到了海外市场空白就全力以赴。从2015年开始，经过艰苦的海外市场深耕和磨练，公司不仅在俄罗斯站稳脚跟，还开始国际化拓展，很快成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最大的中国主题出版社，且在这几个国家的实体书店是所在国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主题书店。尚斯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占整个俄罗斯图书市场中国主题图书的47.6%，销售也占本地中国主题图书市场的33.2%，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社。
2017年7月3日，俄罗斯全俄出版商协会主席康斯坦丁·车赤耶夫向穆平颁发杰出出版商奖章和证书。受访者供图同时，我们在日本的出版社顺利开业；筹划中的乌克兰分公司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公司进展顺利；我们的数字化、有声书及影视译配、视听产品制作等传媒项目也开始布局。按照规划和设想，尚斯将成为一个横跨中亚和欧洲，集图书出版、批发零售、数字化、影视译配、有声图书及中国主题视听产品等为一体的大型跨国传媒集团公司。
中新社记者：根据您的了解，俄罗斯读者对于哪些种类的中国图书比较感兴趣？
穆平：从市场销售角度来说，俄罗斯读者更喜欢中国历史、文化、古典文学这类题材的书。事实上，因为中国主题图书在俄罗斯上架销售的品种很少，所以各领域的书，即便是很专业的书，也会在俄罗斯找到适合的读者。特别是一些在读硕博研究生，对中国各类题材的图书需求较多。
2022年4月20日，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等在莫斯科环球书店联合举办庆祝“国际中文日”活动暨俄文版新书发布会。穆平致辞并推介新书。田冰 摄中新社记者：尚斯采取了哪些经营模式？尚斯图书为什么会获得当地读者、社会的肯定？
穆平：尚斯自成立发展到现在，基本就是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打稳扎、逐步建立和巩固桥头堡的策略。
我们曾有一个规划，就是希望在50至100个友好国家的首都或主要城市，建立50到100家中国主题出版社，一个中国主题书店，并以实体书店为立足点，在所在国当地实体书店建立数百个乃至上千个中国书架，形成一个中国文化海外传播链。
我们首先在目标所在的友好国家首都开设一家纯粹本土化的出版社，运营一段时间后，如果能获本地政府和读者的欢迎，并拥有一定的读者之后，开办一个实体书店，利用出版社生产内容，实体书店蓄客，并逐渐辐射所在国家的实体书店，以合作模式建立更多“中国书架”，让所在国读者能方便买到中国主题图书。
到2019年，除了莫斯科作为总部所在地，我们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以及日本的东京落实了这些计划。
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迄今为止，尚斯进入的国家，当地政府和读者都对尚斯充满好感。从2015年始，我们各个出版分社在当地政府和行业机构的各类评选中，每年都能获得各种表彰。能受到当地政府和读者的欢迎，我认为除了整个集团团队成员工作作风踏实、业务水平专业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合法经营。公司每进入一个新的国家，首先招聘的员工一定是法务工作者。这是企业立足并长期发展的基础。比如，我们莫斯科总公司仅专职律师就有两名，日常工作内容就是审核公司所有文件内容和公司活动内容，必须保证完全合法经营。否则，公司不可能得到自己员工的尊重，也没有办法得到所在国家的法律保护。
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完全本土化经营。尚斯在所有国家的出版分社，译者、编辑、推广、财务、运营以及实体书店、后勤等全部团队成员，清一色从本土招聘的专业队伍。这样能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无论是选择翻译图书品种还是翻译、编辑内容，都能更适合本土读者的阅读、理解习惯。完全本土化，是我们受到所在国政府、行业、读者喜欢的重要前提。
要获得国外政府、行业、读者喜欢，最重要的一点是，经营者要有高尚的人品，要有出版人的责任担当，要沉下心来，严肃认真地努力把每一本书都做好、做精。用心做事，自然会赢得当地广泛的尊重和欢迎。
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中国图书走出国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穆平：每次想到中国图书走出国门，我都有一种急迫感。
简单分析十年来的俄罗斯图书出版市场，每年上架的新书品种，英语翻译成俄语的品种，每年都达到9000多种新书，最高时一年出版11000余种新书；而每年从中文翻译成俄语，并在俄罗斯上架销售的新书，2012年仅有30多种，十年来尽管这一数量不断提高，但到2022年也仅仅只有200余种。毋庸置疑，近几年国内多个对外图书译介、出版项目的设立，为中国图书走出国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和俄罗斯每年11万余种新书上架数量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和俄罗斯读者日益增长的对中国文化了解的需求，相差很远。
我认为，中国图书走出国门，首先要能走出来；其次，走出来后，要让当地人买得到，还要看得懂；进而逐步实现让外国读者喜欢看。要达到这些效果，母语化翻译、母语化编辑、本土化出版发行，是必需的要件。
尚斯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受访者供图另外，书籍翻译，只占全书出版工作量的30%左右。一本书的翻译出版，不仅要有好的译者，既懂中国文化、又有高素质专业水平的编辑更是不可或缺。在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国家，译者的工作和编辑的工作完全独立。比如，译者只负责把书的内容准确翻译，而内容的历史事实、历史名称及历史数据，译者是不承担核实和查证责任的，这些是编辑必须做的，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名称、历史事件名称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俄罗斯和中国记载有时会有出入，这些问题都需要编辑一一核实。在我们的编辑部，编辑如果网上搜索不到准确信息，去图书馆一本一本找资料查证的事例很多，可以说去图书馆查证是编辑的一项常态工作。
在俄罗斯出版图书，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恒心的事业。比如，我们一本20万中文字的书，按常规，从开始翻译到最终出版，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翻译完成后，至少需要四审四校才能最终印刷出版。而在我们大部分出版物中，花费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出版的书也不在少数。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书籍受到俄罗斯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
尚斯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尚斯明年有哪些发展计划或者出版计划？
穆平：我们2023年有很多出版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俄语版《平凡的世界》《人民的名义》，中国历史上著名神鬼怪小说《西洋记》，以及中医类的《针灸大成》等大型出版计划。这些中国当代经典文学及古代经典著作，会带给俄罗斯读者强烈的艺术冲击和美的享受。当然，我们2023年还有把更多中国影视剧译配后引进到俄罗斯的规划。(完)
受访者简介：
穆平，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中俄作家俱乐部董事长。祖籍陕西三原，新闻学研究生学历。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进入金融系统工作13年，后转入新闻单位从事新闻采编工作5年。2010年创办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至今尚斯国际出版集团已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日本等国成立独资出版社、实体书店、杂志社、传媒公司等各类实体企业15家，成为中国文化在中亚、东欧等国最大的出版传媒集团。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来自“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光明日报记者 计亚男 开凿于秦始皇时期的广西灵渠，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先秦三大水利工程，素有“世界奇观”之美誉，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者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翦伯赞在1963年游览灵渠时，题诗赞道：“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 不久前，“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市召开，开幕式的六个主题报告中，就有两位学者谈到他们对灵渠的最新研究成果。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河渠？为何历久弥新，至今仍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条贯通湘漓的天道 “凿开山岭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较多。无限鹊临桥畔立，适来天道过天河。”这是唐代诗人胡曾写下的诗句，他把贯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比喻为“天道”，如同跨越天河的鹊桥一般壮观奇丽。 距离桂林东北方向50多公里的兴安县，地处自古就被视为楚越要津的湘桂走廊，有两条著名的河流发源于此。一条是湖湘儿女的母亲河湘江，另一条是旖旎风光甲天下的漓江。湘江是长江的支流，向北流去；而漓江是珠江的支流，向南流去。 灵渠全长约37公里，自兴安县城边向北、向西，贯通湘漓两江。 据资料记载，当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后，把目光投向岭南地区。因为秦朝的疆域以南，还有很多盛产翡翠、犀角的宝地，并没有纳入版图。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主帅屠雎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出征岭南地区，对南方百越部落进行征服战争，史称“秦戍五岭”。 但是，素来战无不胜的秦军，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因为百越部落西瓯人非常熟悉山高林密、河谷交错的复杂地形，善于跋山涉水反击秦军，加上秦军又受到粮草供给困难的牵制，数十万秦军一时进退两难。 公元前218年，负责军需的监御史禄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大约四经寒暑，至公元前214年，终于凿渠成功，史禄成为开凿灵渠第一人。灵渠的成功开凿，打通了湘江和漓江，船只从长江进入湘江，再通过灵渠到达漓江，可以将粮草运到前线，借此秦军最终战胜了西瓯部落，岭南和中南半岛的北部正式划入了秦朝版图。 行走在灵渠南陡边的鲤鱼洲，在状元桥桥头的凉亭里，立有一块高3.2米、宽1.07米的古大理石碑，刻有郭沫若先生游览灵渠后，亲笔题写的《满江红·灵渠》： 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 湘漓接，通汉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龙作孽忘其妄。说猪龙，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明，往兴安观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郭沫若将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从此，“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说法流传至今。 经过历代的维护和修缮，灵渠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功能。经过晚唐李渤、鱼孟威先后修浚，灵渠的通航功能已十分完善，“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灵渠不仅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还成为中原与海外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主任江田祥认为，在北宋以前，南方地区变乱较多，灵渠主要发挥着军事运输功能，为前方提供粮草等后勤保障；宋朝以后，经济贸易的主要功能逐渐凸显出来了。 1939年，桂黄公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从此灵渠的航运量渐渐减少，直至停运。“如今，灵渠的航运功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灌溉农田、排泄洪水功能还在延续，灵渠两岸的四万多亩农田，都是利用渠水灌溉的。”江田祥说。 一道名传千古的奇观 历史上往来灵渠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把灵渠吟唱。据资料记载，可查的古诗词就有400余首，散文、历史文献和碑记500余篇，还有一些对联、题刻等。 清代诗人袁枚，来到灵渠留下《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一诗，形象地描绘了灵渠沿岸的风光：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这首诗很有画面感，清晰又生动地描绘了灵渠的山水本色，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灵渠流传最广的一首千古绝唱。 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1986年10月来到灵渠游览后，写有《秦渠奇迹》：“灵渠奇迹两千载，堪与长城共壮怀。振我十亿腾飞翅，马嘶万里催人来。”全诗气势磅礴、激情飞扬，令人昂扬向上。 南陡阁是后人在渠首修建的一座观景台。登阁极目远眺，灵渠的工程主体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秦堤、陡门等美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令人不由地赞叹其设计科学、建造精巧，它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巧夺天工。 铧嘴，是一座长达70米的砌石导水堤，位于灵渠大坝的最前端，它与紧接其后的大、小天平两座分流石坝，共同组成拦江分流的大坝，把湘江三成的水流引到南渠、汇入漓江，七成的水流通过北渠，回归湘江主航道。 拦河大坝既可阻水，又可泄洪，还能分水。为了建造一个牢固的坝体，秦人将松木纵横交错排叉式地夯实，插放在坝底，在其四围又铺上用铸铁件铆住的巨型条石，使大坝成为一个整体，任凭洪水冲刷，始终巍然屹立，创造了“水浸松木千年在”的世界水利奇观。 枯水期间，坝面没有被河水覆盖，可以清晰地看到坝基的一块块石头，像一片片鱼鳞，连接着清澈的江水，在阳光照耀下，江面和油光的石头交相辉映，闪烁着光芒，炫目的色彩，熠熠生辉。 通航，是开凿灵渠的主要目的。 因为修建大小天平的石坝抬高了湘江的水位，北渠如果是一条直道，势必水流过快，来往的船只容易发生碰撞。因此，古人顺着当地的地理环境，将北渠的航道修建成弯弯曲曲的形状，使渠道逐渐降低到原来河道的高度，减缓了江流的速度，这和盘山公路减缓坡度是一个原理。当地人称之为“弯道代闸”。 南渠解决通航的办法，是修建了一道道陡门，这成为灵渠的又一个奇观。南渠的一些地段滩陡、流急、水浅，航行困难。于是，古人便沿着渠道装上若干陡门即水闸，主要的作用是调节水位，以便船只通航，如同现代的分级船闸。 船舶上行时，进入陡门之后，关闭陡门，等水流高度达到航行标准时，则船舶进入第二座陡门，再将第二座陡门关闭蓄水，以此类推，逐级前进。船舶下行时，在到达陡门之前，先堵塞陡门，蓄水达到要求之后，即打开陡门，船随着陡门所涌出的大量水流，顺势而下。即使在枯水季节，也能满足航运的需要。 秦朝修建灵渠时，是否建有陡门，已无法考证，据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一文，明确记载了晚唐李渤与鱼孟威修建的陡门，北宋以后又陆续修建，最多时有陡门36座，因此灵渠又有“陡河”之称。其中，南渠入口处的第一座陡门，被誉为“天下第一陡”。1986年，来自世界各国的30多位专家到灵渠考察，称赞“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证实灵渠的陡门比巴拿马的电动船闸早了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 有河就有桥。灵渠的古桥，同样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据记载，绵延的灵渠先后建有几十座桥，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故事。 例如万里桥，相传是李渤当年维修灵渠时一并修建的，因为从兴安水路行船距唐都长安远达万里之遥，“登临桥头回首望，距京已有万里遥”，遂有万里桥之名。 再如马嘶桥，民间传说东汉开国名将马援南征至此，本欲骑马过桥，无奈桥已朽坏，战马嘶鸣不前，于是马援便卖马重建此桥，由此得名马嘶桥，为灵渠现存最早的古桥。 灵渠人说，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的剪影。 置身于灵渠青山绿野之间，无论漫步渠畔，还是行舟渠中，最令人惊羡赞叹、心旷神怡的，还是那顺着渠道流淌不息的清澈渠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的漓江，就起源于兴安县猫儿山的河水，与流过灵渠的湘江之水融汇而成，多少精华尽在其中，多少美景聚在这里。 一段永留史册的传奇 始建于秦朝的灵渠，当时并未留下多少文字记载。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记录灵渠的史书是《史记》，秦始皇在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的同时，“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这句话虽然只是简单提到秦军向南攻击百越，监禄即史禄为其开凿灵渠运粮援军的史实，但为灵渠的由来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正史记载。 灵渠建成后，历代在使用和维护渠道的同时，也为之增添了更多历史记述，这使灵渠的传奇随着渠水的流淌而不断延伸和丰富起来。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唐兆民（1906—1984）历经四十余年潜心编撰的《灵渠文献粹编》一书，其中摘录从汉代到民国历代文献有关灵渠的文史资料397条，涉及的典籍既有经典史书、地方志、类书等，也有游记、诗集、辞典及各类杂记、地理志、水经，还有地图、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拓本等，提供了研究灵渠的宝贵史料。 此后，经过诸多学人的持续努力，又陆续出版了《灵渠》（郑连第、刘建新著），《灵渠》（刘仲桂、刘建新、蒋官员等编著），《灵渠志》（兴安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灵渠历史文化价值与文化战略思考》（崔润民著），《灵渠轶事》（兴安县灵渠申遗办公室编）等一批著作，促进了灵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 今后研究灵渠的路径是什么？ 挖掘和利用新史料，需要进一步收集灵渠的文献资料。“一方面，要更加全面地收集海外材料，如报告、游记和记录等，包括越南入华使臣的汉文燕行文献，他们在往返路程中写下了不少有关灵渠的诗文，可体现灵渠在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考古器物、简牍史料的爬梳整理，现在尚有一些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江田祥说。 比如，有关灵渠开凿之初的工程构造和形态这一问题，需要借助考古材料进行复原。近年来，国内发掘出版了长沙五一广场简牍、乌程汉简等新材料，记载了早期岭南地区与湖南长沙、郴州一带的交通、贸易等问题。 江田祥认为，灵渠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要从水运、水利和水文化等方面去着手，挖掘和整合灵渠的文化资源、文化景观、名人足迹、地域文化，像陡军家族、漓江渔火、桂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丰富灵渠的内涵。 这是研究灵渠历史学者面临的后续课题。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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