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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穆平：俄罗斯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图书？******
中新社莫斯科12月26日电 题：俄罗斯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图书？
——专访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穆平
中新社记者 田冰
日前，由尚斯国际出版集团(下称“尚斯”)推出的《象形汉字》新书发布会在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举行。当日，尚斯在俄罗斯外文图书馆举行了俄文版《王蒙文集》、《朱永新教育文集》、何建明文集《上海表情》等图书的捐赠仪式。这只是尚斯在俄罗斯系列活动的一角。
作为一家以中国图书为主题的国际出版集团“当家人”，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穆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自己十余年来探索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市场的切身体会，以及对外出版如何走出国门的思考。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谈谈尚斯国际出版集团的成长经历。
穆平：尚斯在2010年正式成立。但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我们已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筹备成立。
尚斯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初创期。这期间，我对国外出版专业一无所知，几乎完全不知道出版所需巨大资金投入和销售收入的不确定性。凭一腔热情和坚信看到了海外市场空白就全力以赴。从2015年开始，经过艰苦的海外市场深耕和磨练，公司不仅在俄罗斯站稳脚跟，还开始国际化拓展，很快成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最大的中国主题出版社，且在这几个国家的实体书店是所在国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主题书店。尚斯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占整个俄罗斯图书市场中国主题图书的47.6%，销售也占本地中国主题图书市场的33.2%，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社。
2017年7月3日，俄罗斯全俄出版商协会主席康斯坦丁·车赤耶夫向穆平颁发杰出出版商奖章和证书。受访者供图同时，我们在日本的出版社顺利开业；筹划中的乌克兰分公司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公司进展顺利；我们的数字化、有声书及影视译配、视听产品制作等传媒项目也开始布局。按照规划和设想，尚斯将成为一个横跨中亚和欧洲，集图书出版、批发零售、数字化、影视译配、有声图书及中国主题视听产品等为一体的大型跨国传媒集团公司。
中新社记者：根据您的了解，俄罗斯读者对于哪些种类的中国图书比较感兴趣？
穆平：从市场销售角度来说，俄罗斯读者更喜欢中国历史、文化、古典文学这类题材的书。事实上，因为中国主题图书在俄罗斯上架销售的品种很少，所以各领域的书，即便是很专业的书，也会在俄罗斯找到适合的读者。特别是一些在读硕博研究生，对中国各类题材的图书需求较多。
2022年4月20日，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等在莫斯科环球书店联合举办庆祝“国际中文日”活动暨俄文版新书发布会。穆平致辞并推介新书。田冰 摄中新社记者：尚斯采取了哪些经营模式？尚斯图书为什么会获得当地读者、社会的肯定？
穆平：尚斯自成立发展到现在，基本就是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打稳扎、逐步建立和巩固桥头堡的策略。
我们曾有一个规划，就是希望在50至100个友好国家的首都或主要城市，建立50到100家中国主题出版社，一个中国主题书店，并以实体书店为立足点，在所在国当地实体书店建立数百个乃至上千个中国书架，形成一个中国文化海外传播链。
我们首先在目标所在的友好国家首都开设一家纯粹本土化的出版社，运营一段时间后，如果能获本地政府和读者的欢迎，并拥有一定的读者之后，开办一个实体书店，利用出版社生产内容，实体书店蓄客，并逐渐辐射所在国家的实体书店，以合作模式建立更多“中国书架”，让所在国读者能方便买到中国主题图书。
到2019年，除了莫斯科作为总部所在地，我们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以及日本的东京落实了这些计划。
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迄今为止，尚斯进入的国家，当地政府和读者都对尚斯充满好感。从2015年始，我们各个出版分社在当地政府和行业机构的各类评选中，每年都能获得各种表彰。能受到当地政府和读者的欢迎，我认为除了整个集团团队成员工作作风踏实、业务水平专业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合法经营。公司每进入一个新的国家，首先招聘的员工一定是法务工作者。这是企业立足并长期发展的基础。比如，我们莫斯科总公司仅专职律师就有两名，日常工作内容就是审核公司所有文件内容和公司活动内容，必须保证完全合法经营。否则，公司不可能得到自己员工的尊重，也没有办法得到所在国家的法律保护。
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完全本土化经营。尚斯在所有国家的出版分社，译者、编辑、推广、财务、运营以及实体书店、后勤等全部团队成员，清一色从本土招聘的专业队伍。这样能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无论是选择翻译图书品种还是翻译、编辑内容，都能更适合本土读者的阅读、理解习惯。完全本土化，是我们受到所在国政府、行业、读者喜欢的重要前提。
要获得国外政府、行业、读者喜欢，最重要的一点是，经营者要有高尚的人品，要有出版人的责任担当，要沉下心来，严肃认真地努力把每一本书都做好、做精。用心做事，自然会赢得当地广泛的尊重和欢迎。
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尚斯书店。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中国图书走出国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穆平：每次想到中国图书走出国门，我都有一种急迫感。
简单分析十年来的俄罗斯图书出版市场，每年上架的新书品种，英语翻译成俄语的品种，每年都达到9000多种新书，最高时一年出版11000余种新书；而每年从中文翻译成俄语，并在俄罗斯上架销售的新书，2012年仅有30多种，十年来尽管这一数量不断提高，但到2022年也仅仅只有200余种。毋庸置疑，近几年国内多个对外图书译介、出版项目的设立，为中国图书走出国门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和俄罗斯每年11万余种新书上架数量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和俄罗斯读者日益增长的对中国文化了解的需求，相差很远。
我认为，中国图书走出国门，首先要能走出来；其次，走出来后，要让当地人买得到，还要看得懂；进而逐步实现让外国读者喜欢看。要达到这些效果，母语化翻译、母语化编辑、本土化出版发行，是必需的要件。
尚斯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受访者供图另外，书籍翻译，只占全书出版工作量的30%左右。一本书的翻译出版，不仅要有好的译者，既懂中国文化、又有高素质专业水平的编辑更是不可或缺。在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国家，译者的工作和编辑的工作完全独立。比如，译者只负责把书的内容准确翻译，而内容的历史事实、历史名称及历史数据，译者是不承担核实和查证责任的，这些是编辑必须做的，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名称、历史事件名称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俄罗斯和中国记载有时会有出入，这些问题都需要编辑一一核实。在我们的编辑部，编辑如果网上搜索不到准确信息，去图书馆一本一本找资料查证的事例很多，可以说去图书馆查证是编辑的一项常态工作。
在俄罗斯出版图书，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恒心的事业。比如，我们一本20万中文字的书，按常规，从开始翻译到最终出版，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翻译完成后，至少需要四审四校才能最终印刷出版。而在我们大部分出版物中，花费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出版的书也不在少数。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书籍受到俄罗斯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
尚斯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尚斯明年有哪些发展计划或者出版计划？
穆平：我们2023年有很多出版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俄语版《平凡的世界》《人民的名义》，中国历史上著名神鬼怪小说《西洋记》，以及中医类的《针灸大成》等大型出版计划。这些中国当代经典文学及古代经典著作，会带给俄罗斯读者强烈的艺术冲击和美的享受。当然，我们2023年还有把更多中国影视剧译配后引进到俄罗斯的规划。(完)
受访者简介：
穆平，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中俄作家俱乐部董事长。祖籍陕西三原，新闻学研究生学历。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进入金融系统工作13年，后转入新闻单位从事新闻采编工作5年。2010年创办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至今尚斯国际出版集团已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日本等国成立独资出版社、实体书店、杂志社、传媒公司等各类实体企业15家，成为中国文化在中亚、东欧等国最大的出版传媒集团。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古希腊酒杯。视觉中国 供图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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