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等。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的教育公平水平。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是政府行为,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2012年10月,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属性,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积极投入的态度。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四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2007年,在数字教科书推行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小学三、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英语科目,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在美国,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用收集到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的“信息化”专题,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的50.2%。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这个假期,年轻人为何喜欢“躺平式旅游”******
明明是外出旅游,陈旺和她的朋友却拒绝打卡网红景点,非常默契地一起在民宿点外卖,投屏看脱口秀;明明去了热门旅游城市过春节,张悦一家却选择住在偏僻的地方,每天睡到自然醒,只偶尔去沙滩上散步放烟花;明明是星级度假游,宁枫却特意避开热门城市,去小县城体验五星级服务。
相比以往攻略详细、准备充足的“打鸡血式旅游”,这届年轻人开始了“躺平式旅游”,他们不再挤破头打卡网红景点,拍全是“后脑勺”的游客风景照,跟随必吃榜在餐厅门口排长队。轻松、陪伴、享受成为“躺平式旅游”的关键词。
不做规划,就像体验“人生试用装”一样
厦门大学的陈旺喜欢周末节假日跟朋友们周边游,不同的是,他们的旅行从来不做规划,说走就走。陈旺说,“如果感觉最近比较累,我们就会商量着提前把这周作业做完,利用周末时间出去放松一下,自驾或是坐车都很随意,也很少提前做规划”。
出去游玩,他们往往主动避开网红打卡点,选择比较小众的景点。他们会一时兴起去坐摩天轮,在小巷子里七拐八拐,遇到当地的特色小吃就买来尝尝。
虽然游玩景点很消极,但他们在民宿里却玩得很开心。“睡到自然醒,点外卖,一起投屏看脱口秀几乎是我们固定不变的项目。”陈旺说,“有一次外面下雨,大家都起得很晚,我们就去楼下超市买了些螺蛳粉自己煮来吃。女生甚至还给男生搞起了美妆试验,一直玩到天黑雨停了才出门。出去以后我们也没有目的地,索性就席地而坐聊天到深夜”。
大家一起去东山岛旅行,没出发前,因为手头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陈旺几次三番想要放弃。“真的来到东山岛后,在大海边会觉得这趟真值。我会放松下来,变得很松弛。”陈旺说,“给旅行做减法,不为旅行赋予太多意义,会更容易享受旅行本身”。
也许生活就需要紧紧松松再紧紧再松松,“如何规划旅行取决于你对旅行抱有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来放松,所以我们会睡到自然醒,把平常没有睡的觉都补回来,睡好了再去玩。享受当下才会更有动力、更有能量去面对未来”。
陈旺和她的朋友们将自己的旅行定义为“人生试用装”,“就像化妆品的试用装、小样一样,这样轻松自在的旅行是我们人生的‘小样’。偶尔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去放空自己,过舒服的日子”。
闹中取静,感觉时间都慢了下来
春节期间,新婚不久的张悦和老公带着双方父母自驾两千多公里来到海南过年。舟车劳顿后,他们决定调整旅行方案,开启“海南躺平游”。
远离人群,他们选择住在一处偏僻的乡村民宿。正是这样临时的决定,让全家意外地度过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春节假期。
张悦形容一家人在一起“非常安逸”,“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偏僻,有一种避世的感觉。大家每天都没什么规划,随遇而安。早上睡醒之后一起吃早饭,用艾灸泡泡脚,中午在院子里吃火锅,下午可以出去体验农家乐或是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追剧,晚上就去海边散步或是一块打扑克牌,偶尔还会放烟花”。
张悦说今年春节少了些走亲访友的过年气氛,却多了许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这样的旅行方式跟我们在家时是不一样的,以往春节大家都是各忙各的聚会,在这里我们可以为了一餐饭一大早去买菜,花很多时间一起做饭、洗碗。全家人一起说说笑笑,感觉时间都慢了下来”。
“我之前是一个非常有旅游精神的人,出去旅游一定要打卡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吃特色小吃,把能体验的都体验一遍”。但这次的“海南躺平游”改变了张悦的想法,“其实工作也好,挣钱也好,我都是想有更多时间,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带家人一起品味美食、体验风景。前提是要跟家人舒适、安逸地在一起,这样的风景才更有意义”。
品美食看日落,将舒适度摆在第一位
与张悦“闹中取静”的旅游思维不同,宁枫和女朋友选择去小县城住五星级酒店,“一晚500多元的价格在北京只能住普通酒店,但是在县城我们可以享受五星级酒店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我觉得很值”。
旅游期间,宁枫和女朋友几乎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待在酒店。酒店里有酒吧、餐吧、游泳池,甚至还有健身房、桑拿房、电竞区,“光是体验这些项目,我们就已经玩不过来了”。
偶尔宁枫也会跟女朋友在县城转转,“县城节奏很慢,我们会找些苍蝇馆子品尝最地道的当地美食,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一起看日落,或是一起去海边蹚水。岁月静好不过如此吧”。
近年来,像宁枫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的旅行不再是为了看更多的风景,而是将舒适度、体验感摆在第一位。为了迎合这些年轻人的需求,酒店也开始积极探索,比如江南主题酒店,以江南文化为特色,让游客不出酒店沉浸式体验江南文化;睡眠主题酒店,抓住都市人工作压力大、睡眠质量差,假期只想好好睡一觉的诉求,利用各类“科技狠活”助眠。
假期结束后,宁枫说,“我们已迫不及待在寻找下一个县城五星级酒店了”。
“躺平式旅游”看似佛系却并不摆烂,这届年轻人拒绝被传统旅游观绑架,他们用这种新兴旅游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旅行的看法。
陈旺说,“这种放松式的旅游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低成本的消遣,包括情绪上的低成本,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快乐”。
张悦说,“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与重要的人一起,记录沿途的点点滴滴,去哪里、做什么反而是无所谓的”。
宁枫说,“游历名山大川固然是好,但我更喜欢慢下来,在忙碌的生活里喘口气,感受岁月静好,这才是旅行的真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