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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分快三平台2024-01-19 17:48

唱歌、弹琴、“跳火圈” 选战把台政客逼成“才艺明星”******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台湾地区的选战日趋白热化，甚至逼得参选人不得不“能歌善舞”，拼命与民众拉近距离。因为，出席活动上台高歌，不仅能炒热气氛，更是博感情的最佳方法之一。

　　据台湾舆情网站“网络温度计”1日报道，通过数据分析统计，近一年10名最被岛内民众讨论“爱唱歌的政治人物”，结果第一名为前“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2021年11月，岛内网络曾流传一段视频，画面中陈时中未戴口罩喝酒唱歌，后来又流出第二个视频，显示陈时中在三级警戒期间依旧“脱口罩高歌”，引发巨大争议。而闽南语歌手詹雅雯2020年举办小巨蛋演唱会时，也邀请陈时中同台飙歌；陈时中2022年竞选台北市长的后援会成立时，两人再度同台合唱。

　　排名第二的是民进党“立委”高嘉瑜。2022年10月，她南下嘉义助选连唱3首。排在第三的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2022年3月他与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被爆在公共场合摘下口罩开唱，因违反防疫规范而受罚。去年12月底卸任前，柯文哲在台上高歌《囚鸟》，更笑说“不用当市长可以自由了”。今年1月，台北内湖科学园区岁末联欢晚会，柯文哲与高嘉瑜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场飙歌。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排在第四，2018年他参选高雄市长造成一股“韩流”席卷全台，只要是韩国瑜的竞选场合，支持者都会大唱《夜袭》，意外让这首军歌爆红。第五名是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她曾在去年11月参加时任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募款餐会时，演唱王心凌的《爱你》。

　　台北市长蒋万安名列第六，去年10月他发布竞选主题曲《无限·台北》，希望唤醒不同世代台北人的光荣感。高雄市长陈其迈排名第九，喜欢唱《红豆》，不过经常跑调。歌手出身的“立委”林昶佐列第十，他当选后反而很少以歌手身份表演，大多是竞选时与选民唱歌互动累积人气。

　　针对这份排名，蒋万安1日回应称，“谢谢网友评分”，他平常没有很多机会在现场唱歌，“大家可以多多提供歌单，让我多多练习”。徐巧芯表示不服气仅排第五，认为自己应该得第一，“不过没关系，2024选举过程中，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看到我表现的机会”。

　　除了唱歌外，岛内政客还经常表演其他才艺。比如在民进党举办的募款餐会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曾表演拉小提琴，还有“立委”陈莹弹钢琴。2015年12月，新北市第四选区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陈茂嘉，当众表演了绝技“跳火圈”，表明自己坚定的参选决心。能成功表演这些绝活，要归功于陈茂嘉的科班出身——30多年前，他曾入选小学体操队，保留节目还有翻跟头和劈叉。今年1月，有岛内网民在社交平台询问，“想到运动/才艺会联想到什么政治人物？”结果不少人回复说，王世坚的小提琴和马英九的游泳。

　　不过，台湾政客表演才艺，也经常引起争议。如“网络温度计”排名第七的新竹市长高虹安2019年与主持人朱学恒高唱《塔绿班之歌》，因唱出“绿畜”一词引发争议。2022年年底，高嘉瑜点评徐巧芯唱《爱你》的音色音准都不如她，同时还大跳《爱你》的舞步，隔空较劲意味浓厚。徐巧芯随即在脸书喊话，邀请高嘉瑜挑战天后张惠妹的《三天三夜》，有网民评论称“我们要看到血流成河”。

　　台湾东海大学地方自治研究中心执行长潘兆民表示，岛内政治人物没有热度的话，选民对其印象就不深，甚至记不住名字，要在选战中获胜恐有难度。因此，通过各种方法拉抬人气，争取曝光机会，无论是出席活动还是上台唱歌，都是让选民记住自己的方法，而唱歌明显可以带动现场气氛。不过也有分析称，政客这些做法只是为了选举，吸引选民关注，但说到底还是扎实的施政能让民众安心。(张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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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

　　“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

　　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