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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中国教育以质图强高质量发展******

　　作者：王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财政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基础教育：构建素质教育新格局

　　2022年，基础教育迎难而上、奋力改革，着力构建发展素质教育新格局，着力构建教师专业发展新模式，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

　　发展素质教育找准突破口。

　　素质教育理念和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在于德育、素质教育的应有地位和科学评价体系真正确立起来。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寻求突破，立德为先有抓手，核心素养有载体，评价改革有导向，“双减”工作有成效，带来中国基础教育的深刻改变。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德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2022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针对中小学思政课存在教师兼职比例过高、专业性不足的问题，明确具体的专职教师配备比例，提出到2025年“小学专职教师配备比例达到70%以上，初高中配齐专职教师”的目标。一系列举措强调了善用“大思政课”，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育人以大德，助力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课程是育人载体，在人才培养中发挥核心作用。2022年3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基于义务教育阶段时代新人培养的目标要求，通过培育核心素养来实施素质教育，引领课程改革由“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推动育人方式深度变革。

　　考试评价是“指挥棒”，普通高中是应试教育“重灾区”。为克服普通高中办学中“唯分数、唯升学”倾向，从“育分”转向“育人”，教育部2021年12月31日印发、2022年开始实施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从办学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展等5个方面明确了普通高中办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并把不给年级、班级、教师下达升学指标，不炒作高考“状元”等作为考察要点，确立起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2022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中考命题工作的通知》，与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一起，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和考试方式，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的参考或依据，促进素质教育实施。

　　深入推进“双减”，优化教育生态，继续完善“1+N”的“双减”政策制度体系，强化监管执法，实现全覆盖、全链条治理。2022年1月，教育部、中央编办和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的意见》指出，到2024年，基本建成权责明晰、管理规范、运转顺畅、保障有力、监管到位的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体系。2022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二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4年6月，隐形变异培训得以全面清除，有力确保“双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目标。2022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推动非学科类培训为学生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明确到2024年，非学科类培训治理成效显著。

　　一年多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双减”工作扎实推进，校外培训市场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校内减负提质受到普遍认可，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提高教师质量找到新模式。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造就新时代基础教育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需要从源头上抓起，筑基提质、补短扶弱、做优建强，筑牢强师之基。

　　推动教师教育振兴发展。2022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提出在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中稳步推进免试认定改革，将教师队伍质量关口前移到培养院校，吸引真正乐教、适教、善教的优秀人才成为教师队伍后备军。2022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实施高素质教师人才培育计划，构建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展机构为纽带、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

　　加强欠发达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后备。教育部等九部门在2021年发布《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即“优师计划”。2022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工作的通知》，提出“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的核心关切，一是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二是聚焦“优秀”，全面落实高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共同指导教育实践的“双导师制”；三是强化“保障”，确保师范生在校“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得发展”，鼓励支持毕业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名校长领航让学校走上名校路，名师汇聚才能成就好学校。2022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2022—2025）的通知》。2022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培养基地及培养对象名单，确定150位教师为名师培养对象、10家单位为名师培养基地，150位校长为名校长培养对象、10家单位为名校长培养基地，旨在培养造就一批具有鲜明教育理念和成熟教学模式、能够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名师名校长，培养为学、为事、为人示范的新时代“大先生”。

　　职业教育：着力提高质量提升形象

　　2022年，职业教育聚焦“提高质量、提升形象”，改革攻坚在类型定位、体系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全面发力，破解“大而不强”问题，助力技能型人才培养和技能型社会建设。

　　顶层设计回归技能教育本质。

　　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类型。2022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立法层面对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实施、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等作了全面的制度安排。据新华社2022年10月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据新华社2022年12月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以提升职业学校关键能力为基础，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

　　关键要素提升院校办学能力。

　　办学条件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2022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提出逐步提升教师培养学历层次，带动“双师型”教师队伍整体建设，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教育部办公厅2022年9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通知》，10月印发《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明确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基本标准，突出对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考察，注重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实绩，形成“双师”团队建设范式。2022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持续加强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明确各地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全部达标的学校比例，不断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

　　工作场景增强学生职业能力。

　　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育人环节，既是学生专业学习和技术技能训练的必备途径，也是提前熟悉岗位和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教育部等八部门2021年12月31日印发、2022年开始实施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着眼实习全程、聚焦关键节点和各方责任权利义务，进一步明确了学生实习的行为准则，提出1个“严禁”、27个“不得”，为实习管理划出了底线和红线。2022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提出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缺技术岗位，以校企联合实施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建设一批现场工程师学院，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的现场工程师，形成为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系统储能、赋能的人才培养培训生态。

　　高等教育：全面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2022年，高等教育聚焦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需求，以学科建设引领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组织体系改革，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全面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双一流”建设突出学科特色。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引领性和标志性工程，首轮“双一流”建设2016年启动至2020年结束，初步评估若干所高校逐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2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双一流”建设正式进入新一轮周期，强调优化以学科为基础的建设模式。2022年2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淡化高校的“身份”和“帽子”。高校将在国家分类评价体系的导引下，探索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聚焦各具特色的优势领域和方向上创建一流。

　　“新农科”推进学科跨界融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科技、在人才、在教育。针对传统高等农林教育学科碎片化、过度分化、“单兵作战”的问题，2022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指出引导涉农高校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面向粮食安全、生态文明、智慧农业、营养与健康、乡村发展等五大领域，设置生物育种科学等12个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2022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推进农林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快构建多类型农林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农林人才。

　　哲学社会科学强化体系建构。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日益完备。2022年，两份重要文件相继出台，积极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稳步发展。据新华社2022年4月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据新华社2022年5月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充分发挥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作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提升高校咨政服务能力。强调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造一流学科专业群，构建适应国家需求支撑知识创新的学科体系。

　　科研组织强调“大科学”模式。

　　现代科研正在从自由探索为主向与重大问题导向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并重转变，需要高校科研组织模式从学科导向的松散型“小科学”科研模式，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任务的系统生态型“大科学”科研模式转变。据2022年8月教育部消息，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